当年“安政大狱”，吉田等人的重要罪名便是“处士横议”。这两天听到一种蛮有趣的评论，说幕府对“处士横议”的处理太激烈了，导致志士们采取更激烈的反抗手段。
嗯，如果是从技术角度讨论，我完全不了解当日日本政界的格局与力量对比等等因素，所以不知道这个说法的对错。但如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，现在还持上述观点的人，未免有些不通了——如果他本意是要借古讽今，处士横议那又另当别论。
日本江户时代，其上层的治国思想，受中国宋学的影响甚深（其实反过来说也行，宋学的那套符合幕府的需要，才会吃香~~这里面也少不了改造和重构的勾当）。回顾中国自宋以降的历史，学术/思想与政治处于一种很暧昧的状态。执政者往往也要在学术上占据制高点，这种学术上的制高点又往往和泛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挂钩，反过来，占据了学术上、道德上的正统地位，又常常能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。中国的士大夫们，因而有了“处江湖之远，则忧其君”的传统，这种忧体现为两种途径：学术上的论争和对时事政局的批判，一种手段：处士横议。
因为这种处士横议是一种手段，所以实际上一旦上位成功，做的事情往往没什么大区别：毕竟现实情况放在那里，不“实事求是”，王莽就是教训放在那里。因此中国的“士大夫”是深谙“言行分离”的生活方式的。往往台面上争的不可开交的双方，看上去是一见面就要尸横遍野了，其实私交好得很，甚至是有连带的利益关系。对这种现象最好的概括，是张佩伦写给他岳丈李鸿章家信中那句“作清流须清到底，犹公之谈洋务，各有门面也。”
一般不是局面太吃紧的情况下，“士大夫”们受到控制的“处士横议”正是大家取得“名利”的好方法。可是一旦局面吃紧，往往执政者不喜欢“士大夫”在乱发言了，尤其是那些本身靠“横议”上台的：你们今天一个个上言道德文章，中说治国方略，下写诗词歌赋，各各都要做“卧龙”，“.帝师”不成？更何况，从现实角度来说，这批人正是那些不臣之臣行大事的后备人才库，当然得好好控制起来。——然而也每每这个时候，要做些事情也必要从这批人里面挖几个可用的。所以“中兴名臣”的夹袋里也常有这类人物，只是一旦中兴气象起来了，这类人物不能深谙“言行分离”，还要乱说的话，潦倒一生乃至菜市口伺候都是该的。
在回过来说吉田松荫，他当初的那些话，如果是身在幕府内说，那谈不上“处士横议”，实际上他的很多想法和幕府的想法相去不远。如果他走他老师佐久间象山的路子，大概是不会落得身首异处。可他却跑去玩“处士横议”，和长萨那批人玩起了暧昧。多事之秋的幕府没有那么好的气量，把他当作“卧龙”，而做为“卧虎”处理了。
不过说到底，士大夫们玩这手，总是得冒点风险的。好在那个时候，大小就是这么个圈子，只要不是大风声太紧，大家彼此总是有个照应的。可怜的是那些天真心地，看中了“门面”的门下弟子们。如果能学到那套“生活方式”，还能混口饭吃。如果一心虔诚，最后恐怕免不了“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：这大概还是好的……
嗯，我这个只是讨论历史，绝对不是借古讽今，更不是处士横议：既没家学渊源，又资质愚钝，我离“士”的身份何其遥远。
